平桥土地肥沃，过去被外界称作“泾河滨子”，因此也就成了封建地主和城里一些有钱财主们争夺的肥肉。直到民国末期，这里的土地85%为地主所有，而且大多是淮安县城里的财主。

这些地主自己不种田，他们坐在家里收租粮。佃户们对租给自己土地的地主称“主人”。民国时期平桥境内大地主，如同兴村卢戚庄的陈广发，其庄园沟内有几十间瓦房，四周栽有密密麻麻的钢橘树，连麻雀都难飞进去。园沟上架设吊桥，建有岗楼，当地人习惯叫陈瓦房。杨柳村有杨楼东大门的杨锡福（杨大老爷）、西大门的杨锡甲（杨三老爷）。东大门的杨大老爷人到中年尚膝下无子，就建了一座楼房称“望子楼”，至今尚存一室在今平桥粮管所院内。 淮安城里和外地在平桥境内出租土地的地主有：淮安城里的秦兆文、李正泰、朱春晖、王兆庆，还有人称“许大老爷”和土楼子的“陶老爷”、泾河谭桥的张德玉等。尤以这李正泰是个大财主，据说在淮安城里还开正泰钱庄，其出租的土地在竹园一带的大尹庄、小尹庄、德六庄、邹庄、万庄等，有十几个庄子上千亩土地，在大尹庄设仓房，好几个庄子的庄头为他收租服务。这许大老爷的土地在今兴福村与竹园西南一带的大小任庄、大小曾庄、小袁庄、小顾庄、竹园庄等，在竹园庄设有仓房，并栽有一片占地31亩6分田的大竹园子。从小泾河边的吕小舍穿过的一条引水沟，北通竹园庄至十涵洞河，因沟东沟西的土地大多是他姓许的，故称许大沟。大地主王兆庆有近千亩租田在中部的王沟、王兴一带，设仓房于王老庄。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王兆庆在王老庄周边挖园沟，配备救火水龙，所以称王家沟口。张庙南部地板庄、大徐庄一带以及陆桥西半部的张庄、夏庄、钱庄、方兴庄、葛兴庄这一带土地是秦兆文的，他在方兴庄建有仓房。秦兆文家住河下，是举人，现在河下还保有他家当年居住的部分房屋，比较豪华。陈夏庄、黄庄、印王庄、胡庄、小张庄、施河徐庄这一带的土地是朱春晖的，他在黄庄建有20多间仓房。十洞村的大部分土地是谭桥张德玉的，张德玉家在谭桥围子里，和伪匪都有勾结。

这些地主把田租给佃户种，历来收租形式多样，名目繁杂，通常有包租制、分租制和押租制。常见的是包租制，也叫呆租，地主只出租土地，种子、肥料、人工、畜力和农具都由佃户负担，租田时就在契约上定下来每亩要交多少租粮，以后无论年成好坏、收成丰歉，订的租子一斗一升不能少。一般佃种7亩田，秋后要缴纳10石稻谷，夏季还缴纳部分麦租。另一种是分租制，即活租，每年地主出种子，佃户出工本肥料，麦、稻两季主、佃双方“对半”或“四六”分成。庄稼成熟时小地主一般用两人的轿子抬着，后面跟着账房先生和当地庄头到田头看庄稼，大地主也不用自己下乡，自然由管家和账房先生代劳，到田头看长势定租子数量。尽管佃户跟在后面小心翼冀地伺奉着，中午要招待“看场酒”，但还是只由主人说多少就得多少，哪有佃户讨价还价的余地哟？佃户只能唯唯诺诺，主人定多少就得交多少，为了养家糊口，为了活命，这租田是不能不种的，他们忍气吞声地背负着沉重的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，没完没了地拚命劳作着。

地主收租

那时候，由于这地租、高利贷和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，加之战乱不断，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又非常落后，旱、涝、病虫灾害频繁发生，因此农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，粮食产量很低。那年头麦子单产不足一石，水稻也仅每亩两石左右。而地租每亩要一石二斗五至一石五斗稻不等。佃户送租谷进仓，那些管家、账房或庄头还要从中作梗渔利，在验收租谷中百般挑剔，过数时用躬腰淌子刮斛、刮斗，刮过后这斛或斗里的稻子都是冒尖进仓，这样佃户从家里挑来一石稻子，三下五除二只剩八斗。每年交完租子，再加其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，还有什么虚田实租、尾欠租加利、看稻费、写田礼、高利贷滚利等，这样佃户辛苦一年，所剩已不足裹腹。秋后冬春，很多户只能连锅一担，泥门逃荒要饭（旧时拖家带口外出逃荒时，都用土墼塞门，再用泥封好，故叫泥门逃荒）。

2019

来 源：《平桥史话》

出 版 社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主 编：张志友

副 主 编：徐爱明 吴 磊

执行编辑：叶占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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